二者，都意味着灾难，而他最担心的就是水灾。

刘辩穿过禁中，来到内朝，直奔尚书台。太史令的治所在宫外，借助尚书台是最便捷的手段。

因为风雨阻隔，尚书台要处理的奏书公文少了不少。

随着卢植将太史送来的相关记载放到刘辩面前，他的忧虑仿佛成了现实。

此时天人感应之说仍在盛行，大风拔树与大水都分别记录，且与政治紧密联系。

刘辩找到了关于京都大风的记录，并寻找相关年份的水灾。

安帝永初二年六月，京都及郡国四十大风拔树，大水。三年五月癸酉，京都大风，拔南郊道梓树九十六枚，大水。

延光三年，京都及郡国三十六大风拔树，大水，流杀民人，伤苗稼……

刘辩共查到七次京都大风拔树的记录，其中四次明确发了大水。

而在安帝继位的延平（永初）元年，大风的记载与之后的四十一郡国大水相隔不足一个月。

这些记载在时人眼中，是执政者失德，三公要被罢免。放在刘辩眼中，就是气候再度开始剧烈变化的明证。

最近一次京都大风拔树的记载发生在本朝建宁二年四月，拔郊道树上百，虽未发大水，但有冰雹，又有暴风雨。

北方的冬小麦已经收获完毕，此场大雨影响不了收成，可一旦形成足以冲毁房屋的大水，以百姓的储藏手段，这大半年的收成，都要付之东流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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