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32章 天下震动(1 / 3)

上回讲到崇祯帝不仅在朝堂上宣布给官员涨薪,而且还向天下富人借钱给老百姓赎身,并激励将士。

一顿操作猛如虎,原因就在底气足。按照原本的历史发展规律,此时的晚明朝廷早已被财政危机折腾得体无完肤,不仅皇帝老子焦头烂额,“九边守军”也很久没法粮饷了,饿的前心贴后背,根本就无斗志。

想当初在“郑和下西洋”时,朝廷每年通过外贸和各地上交赋税就多达七千多万两银子,如今恐怕连七十万两银子也未必能凑得出来,否则也不会在李自成要求给100万两银子加陕甘独立就愿意去帮打后金。

然而,在把持朝政的“东林党”籍众朝臣干预下,崇祯帝朱由检既没能在李自成的农民军打到北京前成功迁都南京,也没能从列位朝臣手中借到百万两银子兑现(实际只获得捐款20万两左右),这才被逼死!

崇祯初年,御史陕嗣宗曾上了一副奏折给皇帝老子,评价崇祯皇帝乃“ 三不可及,五不自知 ”。“三不可及”的意思崇祯皇帝严格自律,不好财色,也不像其他皇帝那般有一些沉迷偏门的特殊爱好,这算是褒。

而“五不自知”,就是对“皇帝老子”朱由检缺点不足的提醒,比如他疑心很重,管得太多,太过自信等等。这些从后来崇祯皇帝的种种表现中来看,真可谓是一针见血,直指朱由检核心痛处,让他恼恨不已。

作为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,崇祯帝朱由检对于明朝亡国之大祸来说,自然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。

虽说和爷爷万历数十年不上朝、父亲光宗整理陶醉于男欢女乐、哥哥天启终日沉迷于木工活相比,自己对于皇帝的责任也还算是尽职尽责的。但他作为一国之君,朱由检自己的缺点无限放大后,再遇到当时离乱局面,就变得更加不可收拾,那么切中肯綮的“五不自知”,到底哪一个才是崇祯帝最核心的问题呢?

陕嗣宗所说的其中一个不自知为 “ 非可旦夕责效 ” ,才是真正道出了崇祯的核心问题所在,用后世的大白话来说,就是崇祯皇帝由于太急于求成了,以致于不懂得授权,想法太多,胡乱领导,疑心太重,其实都是因为他内心太急于求成所致。这也不能怪他,毕竟他刚登基时年少气盛,志存高远,故在所难免。

然而,大明朝积弊已久,从嘉靖朝后期就已经隐隐露出了衰败的端倪。后来,好在陆续出了徐阶,高拱,张居正三位励精图治的内阁首辅,才稍稍挽大厦于将倾。不过,万历皇帝将近三十年不上朝,使得整个大明的局面再次急转直下。此刻的大明王朝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不能与明初相比,尤其是财政糟糕!

哥哥朱由校做了七年木匠活之后,待江山传到了崇祯手上时,明朝已经是内忧外患,千疮百孔,叠加上“小冰河期”导致农业歉收的厄运。而崇祯临朝第一天,还要面对魏忠贤可能的陷害,可谓是如履薄冰。

崇祯皇帝急于求成的心情可以理解,甚至表现得连大臣都能感知出来,这才有了袁崇焕聊慰圣意的五年平辽方略。但问题是很多事情欲速则不达,过犹不及,越是急于达成目标,用力越猛,最后结果往往是事与愿违,就好比崇祯帝不想被“东林党”控制的朝廷架空,不得不频繁换相,但却进一步引发朝局动荡。

崇祯皇帝刚即位时,卧榻之上还只有辽东一头“猛虎”(后金),农民军尚未形成气势,只要集中精力对付皇太极,即使收复不了辽东,至少也能将八旗铁骑挡在“宁锦防线”之外,局面必定也还没那么糟糕。

但是,为了开源节流,征集辽东粮饷(辽饷),不少驿站被裁撤,而“辽饷”和“练饷”反倒是同时加征,再加上连年大旱,蝗虫漫天,使大量百姓流离失所,被迫加入农民起义军,这就导致财政局面更加被动。

后来,不仅是辽东有战事,而且关内的农民起义军也不安宁。由于“三饷”开支越摊越大,使得更多贫苦农民破产后自动成为“流氓”并加入到起义军的队伍中公开反抗朝廷,如此往复,终于形成了恶性循环。

当时,陕西、河南、湖北很多地方,先是农民起义军来一波折腾,紧接着便是朝廷派来的官军再来一波折腾,打生打死,烧杀抢夺,真可谓是赤野千里,民不聊生,俨然一副当年曹操写的《蒿里行》惨状。

崇祯皇帝越是急于剿灭关外和关内的两股势力,其财政情况就越糟糕,而底层百姓受到的剥削和压迫就越多,沦为起义军的“流氓”们逐渐形成了“星火燎原”之势,专门打杀劫掠明朝各地藩王,而且不可遏抑。

那么,或许有人不禁要问到,大明王朝的经济状态真的糟糕到如此局面了吗?难道朝廷真的穷死了?

其实,崇祯帝朱由检在位十七年,每年财政收入大约是一千三百万两白银,加“征三饷”之后的财政收入“最高峰”即祯十二年,也就是二千万两白银左右,除内部开销外,能真正用到实处的饷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