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“大司农”桑弘羊相比，评价可谓甚高。

其实，夏元吉之所以能顺利解决这些问题，在于他高人一等的经济眼光。在朱棣的历次“大动作”中，不断有人提议用增加赋税的办法解决筹款问题，每次夏元吉都坚决反对，因为这是“涸泽而渔”。他的诀窍可以概括成一句话：“裁冗食，平赋役，严盐法，钱钞之禁，清仓场，广屯种，以给边庶民，且便商贾。” 这些方法中，“裁冗食”最难办，其内容涉及到“机构精简”，减少皇室开支用度，甚至限制朱棣本人日常花费等问题。但夏元吉知难而上，于永乐四年，借筹措下西洋经费为由，请旨裁减中央到地方闲散衙门200个，分流近千人。朱棣每年给诸诸多皇子、藩王的赏赐，也经其谏劝，从而每年俭省了近三分之一。

朝廷禁军经其核算后，淘汰了大量老弱残兵，却建成了兵少而战力精的“三大营”。这一件件事情都是“得罪人”的，曾有人向夏元吉贿赂以图“方便”，但他将众人贿赂之物尽数挂在家中屋檐下，以表清廉之意。

接着流言四起，不断有人在朱棣面前进谗言，诽谤夏元吉狐假虎威，沽名钓誉，误国误民等等。好在明成祖朱棣对夏元吉信任有加，并多次告诫群臣：“构陷夏元吉者，处重罪。” 这才使诬陷风伯逐渐平息。

其他几条政策同时施行。比如，“平赋役”即增加对富户阶层的税收，同时减免贫民阶层税收，其实就是动用行政手段缩小贫富差距，泯灭仇富心理。同时，夏元吉还允许乡民在不得已时，也可出钱代劳役。

“清仓场”即清理各地仓库和废弃的官营手工作坊，严查贪污腐败，每遇贪墨要案时，他便亲自核算，屡屡揭穿贪官伎俩后移交“三法司”，按照《大明律》法办，该抄家的抄家，该发配的发配，甚至砍头！

“广屯种”即招募内地无地“流氓”去边塞耕种落户。这不是朱元璋时代的“强制迁移”，而是国家出台“优惠”政策，用免税和经济补助来吸引农民前去落户，结果愣是让“九边重镇”各地22年来“户口增倍”，大大有利于“明长城”一线的国防安全建设，给朝廷减轻压力。而最早从内地“闯关东”的人，也恰出现在这一时期。

其中最关键也最难办的是两样——“严盐法”和“钱钞之禁”。所谓“严盐法”是对“洪武朝”时杨思义倡导的“开中法”的再调整。“开中法”是明清政府实行的以盐、茶为中介，召募商人输纳军粮、马匹等物资的方法。

自洪武年间实施以来，对巩固国防，加强边地防务起到了重要作用。但到了“永乐时期”，情形大变。

自永乐八年(西元1410年)起，明成祖朱棣开始主动出击，先后5次大规模对蒙古各部用兵，虽捷报频传，但每次出师都在30万人以上，加“下西洋”、“开运河”、“通西域”等大动作同时进行，使财用捉襟见肘。

无奈之下，夏元吉开启“跳跃性思维”，变“开中法”为“严盐法”，即由每年的商人向“九边重镇”输粮食、军械、马匹以换取“盐引”，变为商人仅向北征蒙古的“出发地”集中输送粮食、军械、马匹来换“盐引”罢了。

这小小的调整，虽减少了“九边”其他“边镇”的收入，却保证国家可以短时间内集中大量钱粮，打好北征蒙古草原之战。后来，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时，夏元吉故伎重演，顿时解决了大明王朝迁都的经济难题。

虽说这是“权宜之计”，可毕竟解决了实际问题。其实，“钱钞之禁”是朱元璋时代的“历史遗留问题”。洪武时代，朱元璋发行纸币，即“洪武宝钞”，但当时明朝发行纸币并无“准备金”，导致纸币贬值，物价飞涨。

永乐时期虽出台禁令，严禁民间金银交易，但老百姓依然对“宝钞”采取抵制态度，具体方法是每到用纸币交易时，就故意哄抬物价，每到用铜钱交易时，便恢复常价，虽时常重惩，却屡禁不止，以至于曾一度出现“纸不如铜”的尴尬局面。这也是元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，即元朝统治者滥发纸币造成信用危机！

夏元吉反对用强，对症下药，一方面紧缩银根，保障“宝钞”信誉，另一面让纸币面额所代表的“价格”同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食盐挂钩，以维持“宝钞”经济价值稳定，不会轻易贬值，类似后世的“石油美元”。

这种“穿越时空”的“经济手段”确实管用，不久后的物价也渐趋稳定，使得国家财政日益平稳。而身为“大账房”的夏元吉，又面临着国家每年“花费如流水”的情景，自然养成了夏元吉“用度谨慎”的性格特点来。

每年岁末朝会，夏元吉都会“谏阻奢靡事百件”，甚至包括宫廷开支和藩王用度等。连“永乐时代”的各式“大活动”，如接待外国使节、修筑河道、“边墙”，乃至练兵设防等样样用款，但凡由他负责，皆小心百倍，认真核算，能省则省。为此，他时常与兵部、户部等部门的官员发生争执，由此得了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