身边的朋友都说，我和周子建在一起的时候很像个笨蛋，他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也很像个笨蛋。

“平时觉得你俩都挺聪明的，办事利索，说话干脆。但只要你俩凑一起，哎，只要你俩凑一起，是反应也慢了，话也不会说了，而且那个眼神还粘粘乎乎天雷地火，就比如这一大屋子除了对方感觉你俩完全看不见别人……咱们有时候是真害怕有些小夫妻死在床上下不来。”

哄堂大笑，推杯换盏，把酒言欢。这段以成年人暗号结尾的发言发生在我和周子建的订婚派对上，说这话的人是我们的媒人，我们的前“同事”雷经理。在传媒公司的时候他把我和周子建安排在邻桌，所以我们才有了后来的故事。当时他举着杯子，啜饮一杯红酒和威士忌的混合液体，已经眼神迷蒙，脸颊绯红。周围围着的都是我和周子建的朋友，或站或坐，散落在地毯、沙发和阳台的藤椅。

我站在雷经理面前冲着他做鬼脸，并不为他的调笑感到害臊，反而扶着衣架站上茶几，朝着角落里录像的周子建吹了一个又长又响的口哨，简直就是个女流氓。随着我口哨的尾音，房间里掌声四起，周子建也被剥夺了手里的相机，被从人群中间传递过来推到我面前，冲我扬起灿烂的笑脸。

亲一个，亲一个，亲一个。

我们在热烈的起哄声里拥吻，他把我从茶几上抱下来，顺势转了一个圈。半空中扬起我绮丽的红色裙摆，那双掉了水钻的凉拖鞋从我脚上掉下来。

周子建，周子建，周子建。

那个吻结束了，我扶着他的手臂上蹿下跳，任何人都能轻而易举地感知到我的幸福。周子建承接了我的幸福，他陪着我一起上蹿下跳，直到他的胳膊肘一不小心扫到了雷经理刚刚倒好的酒。

又是哄堂大笑，笑得整个房间的人都缺氧、醺醺然，然后陪着我们一起彻底沉醉于这种幸福。

但这些东西其实我都不记得了，我上述内容的参照是那晚的录像。所有的情绪和感知都是被我日后反复填充任意篡改的。因为很可惜，我那天实在是喝得太多了，唯一属于我自己的记忆，只有一个不带画面的、大声的、重复的傻笑。很尖锐很放肆的笑声，感觉多来几遍就会让旁人生气的那种。我问周子建，他说他也不记得了，连我描述的笑声也没有印象。他醒的时候人在浴缸里，伴随着一个痛到爆炸的、经历着宿醉的脑袋。

我说不可惜吗，毕竟咱俩还没办婚礼，订婚完直接就领了证，唯一的仪式结果两个当事人都没有记忆了。他无所谓地摊开手，说这有什么所谓，新房装修好就办婚礼，到时候别喝那么多就行了。

“我要和你过一辈子的啊，那只是一个快乐的晚上，而我们已经一起经历了很多快乐的晚上，以后还会拥有很多快乐的晚上。”周子建如是说。我深以为然，配合他一起点头。

后来我会想，是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太不知收敛了，太夸张，太想要表现。所以命运赋予的幸福又被命运收走，我们回过神来，结果是两手空空。

在我们携手步入三十岁的那一年，在我们终于经历了艰难的思想斗争决定要小孩的那一年，在我们装好了房子准备搬进去并同步筹备起婚礼的那一年，我确诊了运动神经元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