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6年元旦夜，凌大勇家。

搂着阮丽红，凌大勇说道：“阿红，我们六个人靠种爸妈和大姐名下的田地生活，日子虽然还算过得去，可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再过两年，思国和思华就要上小学了，费用开销就更大了。我们得想想别的办法补贴家用。”

对于家里的经济情况，阮丽红是清楚的。

俩老和大姐按人头共分到水田一亩三分，坡地三亩六分，山林四亩九分。如果单单是供养俩老和凌大勇，日子勉强过得去。现在加上阮丽红、阮丽梅和思国思华，就有点捉襟见肘了。要不是阮丽红、阮丽梅带有嫁妆过来，家里三餐只能是红薯玉米拌稀饭度日。

家里的那台黑白电视机也是阮丽红她们带过来的，全屯仅有的一台电视机。

那年代，只有单位的干部职工家庭才买得起电视机，而且是享受了单位的福利待遇。

南宁电视机厂生产的飞燕牌电视机搞分期付款促销活动，有单位工资作保的干部职工，每个人可以分期付款购买一台黑白电视机。

附近村民想看电视，只能去趴干部职工家的窗口。

阮丽红带过来的那台松下电视机不是买的，而是别人送的。说得更清楚一点，是强迫当年被驱赶离境的华侨送的。

那年阮丽红十八岁，刚参加村里的民兵队，是女民兵小分队的队长。民兵队负责四方岭隘口的检查工作。

邻近两公里的友谊关方向，挤满了排队离境的华侨。由于守卡官兵检查得很严厉，华侨们稍有不从就被拳打脚踢。因此，出关速度很慢，打骂声、哭闹声一直传到同登这边。

见此状况，后面过来的华侨队伍逐步往四方岭方向分流。

阮丽红与阮利勇稍作商量，决定将出境队伍分成两列，男人一列，女人和小孩一列。

与凶神恶煞、强行搜身的男民兵不同，女民兵这一列相对比较温和。阮丽红让阮丽梅在出境卡口放了一个大箩筐。只要想出境的人往框里放一些东西，基本上都能顺利出境。

阮丽红和阮丽梅带过来的嫁妆，其中那些贵重的金银首饰、手表、电视机，都是当年获得的贡品。

这些嫁妆的来由，阮丽红、阮丽梅不说，连凌大勇也不知道。

但是，坐吃山空。这个道理阮丽红还是知道的。

别看平时屯里的四邻八舍都喜欢挤到凌大勇家看电视，其实他们吃的都要比凌大勇一家好一些。

也因为如此，村里人对凌大勇的两个越南老婆都是客客气气的。过来蹭电视看时，都顺带一些红薯、花生之类的小吃过来，送给思国和思华。说不定哪一天，他们家的小孩找不到老婆，也会来找阮丽红帮帮忙的。

凌大勇虽然有两个名义上的老婆，但他们却是分开房睡的。只要不是来月事，都是轮流到两房老婆那里过夜。平时有什么事，凌大勇都是先跟阮丽红商量，然后再将结果告诉阮丽梅。

阮丽红问：“哥勇，你想到什么好办法没有？！”

凌大勇说：“以前，没打仗时，我见过往越南走私的人，他们走货到越南卖，很赚钱。我想，我们是不是也走货到越南卖？！”

凌大勇所谓碰见走私的人，是他自己杜撰出来的。其实，那都是对后世边民互市贸易的先知。

1988年以后，边城与越南同登的边境贸易开始恢复。最开始的互市点就设在弄怀屯。

随着边境贸易量的大幅度攀升，中方分别在浦寨和弄怀开设了两个大型的边贸城，最高峰时，年贸易量数百亿人民币，边城的边境贸易量占全国边境贸易三分之一强。

这一世，凌大勇决定，要凭借对后世的先知，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，捞到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，为自己和家人的好生活创造条件。

凌大勇说：“阿红，明天你回同登一趟，看看那边最需要什么日用百货商品，回来后我们就去边城进货，趁着年前往越南走货贩卖。”

凌大勇知道，越南虽然号称穷国家，但老百姓是富有的。当年越南驱赶华侨，很多越南华侨都带着金银首饰、手表、电视机等贵重用品回国。那时候，中国老百姓家庭还没有这些高档货。

边境贸易恢复以后，越南除了出口农产品和海产品，就数日本原装进口摩托车最出名。当时，国内的摩托车还只是土得掉渣的重庆嘉陵牌摩托车。

而中国的日用百货商品最受越南人欢迎，包括灯芯绒布匹、凤凰牌自行车、啤酒、手电筒、电池等等。

之所以让阮丽红回去摸摸底，是因为凌大勇的手头并不富裕，只能从小打小闹开始，逐步积累资金，再玩大宗贸易。

可阮丽红并不知道这一切，反倒觉得心里没底。她问到：“现在边境还没有正式放开，走货行得通么？！”

凌大勇说：“怎么行不通？！你和阿梅是越南人，我是中国人，两边都能走动。而且，中国的哨所有堂哥凌震声，越南那边有阮利勇照应，这个优